沉默的大多数-王小波

摘自：《王小波全集（杂文）（第一卷）：沉默的大多数》 — 王小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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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谓十六条，是中央颁布的展开“文化革命”的十六条规定，其中有一条叫做“要文斗，不要武斗”，制定出来就是供大家违反之用。

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，躲在后花园里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，都忘不了颂圣，这叫什么事？仔细推敲起来，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，是他有这种毛病。这种毛病就是：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。

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，就是沉默的大多数。

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，有些人没能力，或者没有机会说话;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 话;还有一些人，因为种种原因，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。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。作为最后这种人，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。

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。所谓文学，在我看来就是: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， 别的就管他妈的。

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: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，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。还 有一面更大的镜子，就在我们身边，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。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。几年 前，我刚刚走出沉默，写了一本书，送给长者看。他不喜欢这本书，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。照 他看来，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，提升人的灵魂。这真是金玉良言。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 中，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，就是我自己。这话很卑鄙，很自私，也很诚实。

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:傍晚时分，你坐在屋檐下，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，心里寂寞 而凄凉，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。当时我是个年轻人，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，衰老下去。 在我看来，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。

“文化革命”之后，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，那篇文章写得很浪漫。 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。

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，那就是现在了。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，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，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，我肯定要先问问，这些人是谁，为什么需要帮助;其次要问问，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;最后我还要想想，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，是否于事有补。这样想来想去，我肯定不愿去插队。领导上硬要我去，我还得去，但是这以后 挖坏了青山、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，就罪不在我。

新奇、一切有趣，发现了终极真理，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，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 代去生活。这是因为，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，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了依据这种真 理来做价值判断。从汉代以后到近代，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。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。

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，一致认为正确，就是:“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。” 要是在今天，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，但在中世纪，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。

我也有一个问题，是这样的: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?而且我也有答案，自以为经得起 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，那就是:“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。”

怕不被认同

所谓不理智理智的年代，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，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，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 年代;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，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。

有关理性，哲学家有很多讨论，但根据我的切身体会，它的关键是:凡不可信的东西就不 信，像我姥姥当年对待亩产三十万斤粮的态度，就叫做有理性。但这一点有时候不容易做到， 因为会导致悲观和消极，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。理性就像贞操，失去了 就不会再有;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，乐观还会回来的。

从逻辑上说，从一个错误的前提什么都能推出来;从实际上看，一个扯谎的人什么都能编出来。

我现在所教的数学，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，但我还要教，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，应该让你 们知道。这位老师的胸襟之高远，使我终生佩服。我还要说，像这样的胸襟，在中国人文知识 分子中间很少见到。

我认为，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，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，那就是 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，只论其对不对(科学)、美不美(艺术)。

孔孟，也可能是程朱传下来的，那就是自己先去做个循规蹈矩的人，做出了模样，做出了乐 趣，再去管别人。我小的时候，从小学到中学，班上都有这样的好同学，背着手听讲，当上了 小班长，再去管别人。现在也是这样，先是好好地求学，当了知名理论家、批评家，再去匡正 世道人心。当然，这是做人的诀窍。